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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河是北京母亲河。” 上世纪90年代，历史地理学者朱祖希连续5天在《北京晚报》发文，首次明确提出了这一昵称。 北京城的故事，从永定河边的一个渡口开始。 择水而建本是城市生长的天性，可这条母亲河却与城市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从地图上看，永定河并未如寻常河流般“穿城而过”，而是“绕城而走”，城市在其左岸的土地上向东北不断拓展。历史如此发展，与这条河恣肆不羁的“脾性”有关。--> 自春秋战国以来，城市的主体水源从未离开过永定河及其故道遗存所形成的水系，它像毛细血管般渗透进城市肌理，馈赠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水患的威胁。 曹魏时期，北京历史上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戾陵堰和车箱渠就已出现了。此后，金代开金口河，明清不断加固堤防，人们试图变水害为水利，探索河流与城市之间共生之道。但这绝非易事。 因河建城 “北京城几千年生生不息，是谁哺育了它？我认为是永定河。”朱祖希以数十年为古都寻根的研究为证，作出这样的判断：“没有永定河水的滋润、流淌，就不会有北京城的昨天和今天。” “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是中国古代城市选址与水利规划的经典原则，也诠释了北京城最初的位置。 永定河冲刷出的冲积平原与孕育的天然湖沼，给北京城的起源提供了丰沃的自然基底，而水陆交通线的交叉点又最易从聚落崛起为城市。理论上，卢沟古渡附近与西山距离不远，又有临河之便，应当成为城市发展的理想起点。 但事实却不尽然。夏秋泛滥成灾的永定河，迫使古人不得不另觅他处。 “就像母亲孕育孩子，永定河对北京的滋养在早期体现得更为直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王洪波指出，在商周时代，古永定河出山后分为南、北两支，其中北支经过今天的八宝山之北、前门向东南流，而南支则经过今卢沟桥也向东南流，两条支流汇合于今马驹桥附近，在两河之间的一处长形高地上，诞生了北京城最早的样子——蓟城。 如今，在广安门外的北京滨河公园内，有一座蓟城纪念柱，是1995年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而建，正面上方镌有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所题的16个汉隶大字：“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 据侯仁之论证，三千年前的蓟城，就是依托莲花池水系发育起来的。而莲花池源自永定河的故道，又接收了它源源不断的地下水补给。 除了水源，永定河流域的森林，也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燃料、建材。不过，与孕育并存的，还有威胁。古人发现永定河流量年际变化大，极易改道泛滥，到了魏晋时期，人们开始迈出改造永定河水系的第一步。 北京历史上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始于曹魏嘉平二年(250年)。 彼时，驻守幽州的镇北将军刘靖在实地考察永定河流势后，在石景山附近的永定河分水处修建戾陵堰，并开挖引水口和车箱渠，将河水东引，作为蓟城周围农田的主要灌溉用水。 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据《刘靖碑》记载，戾陵堰的堰体结构是用装满大块卵石的‌荆条笼排列而成的，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步，因在戾陵附近而得名。在河流北岸又修建水门，门宽四丈，还建造了十丈长的辅助水坝。遇到山洪暴发时，洪水就顺着拦水坝向东泄流，而水流平缓时，河水就从水门向北流入渠道。 一组数据更能说明书改造带来的变化：每年可灌溉农田两千顷，总计灌溉区域高达一百多万亩。充足的水源将旱田变为水田，产量也随之大幅度提高。 但这并未改变永定河“善淤易决”的特性。戾陵堰修成以后，曾多次毁于洪水。西晋元康五年(295年)六月，又是一场洪水，冲毁了四分之三的戾陵堰。 当年，刘靖之子刘弘率领两千将士，复建河堤，建造石渠，修复拦水坝，整治水闸门，用几个月的时间，恢复了戾陵堰和车箱渠。史料中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在修复和改造这项工程时，诸部王侯主动派人助役，许多老百姓也自发到工地参加劳动。 200多年后，北魏幽州刺史裴延儁也重修过戾陵堰，将这项水利工程的规模进一步拓展。 冲毁、重修，再冲毁、再重修，在此后的近一千年里，永定河水循着戾陵堰与车箱渠的脉络流淌，滋养着两岸百姓。 “金口”难开 到了金代，古车箱渠成为了“引永定河以济漕运”的大胆尝试。 事实上，永定河的航运价值并不高。王洪波认为，打通永定河上下游航道几乎不可能。它的水量变化大，夏秋暴涨，冬春浅涩，河水多泥沙，善淤积，河道不畅，还有些河段坡降太大，水流湍急，难以行舟。 那为何要尝试开发它的漕运功能？因为城市的性质迎来了巨大转变。 金贞元元年(1153年)，金海陵王改燕京为中都，在辽陪都南京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由此开启了北京成为国家正式都城的历史。 各路、府、州、县聚敛的赋税、粮食都要集中到中都，以满足皇室和庞大的国家机构、官员、军队等对大量财富和粮食的消费。 当时，山东、河北的粮食可以由运河运至通州，为了解决从通州至京师最后五十里的运输问题，金朝疏通了高良河至通州的河道。《金史·河渠志》还原了当时河道的真实情况：“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于是，引永定河以补运河水源不足成为了破局之法。 大定十二年，金朝人在石景山北麓，将永定河挖开了一个口子，并设置水闸，将河水引向北边的麻峪村，利用一段车箱渠故道东行，在半壁店附近脱离故道流向东南，经玉渊潭南折入金中都的北护城河，向东流经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南、北京站南，再向东接今天的通惠河至通州。 没有料想到的是，水通了之后，却无法行船。因西部地势高，水流湍急，并不适用于漕运，所开金口河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反而带来了新的隐患。 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三月，宰相上奏称，石景山金口闸的地势比都城高一百四十尺，倘若遇到洪水暴涨，有人要是趁机做坏事，危害极大。而如果彻底堵塞它，原本所种植的稻田便会受到影响，或许可以重建多重水闸，同时在河岸上设置管理防汛物资的官员，以减少祸患。 当永定河洪水直接关系社稷安危时，它所能实现的其他功能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仅过了16年后，“金口”便被彻底堵上。 “若果能行，南路诸货皆至京师，而价贱矣！”金世宗的感叹里，藏着对水路畅通的迫切期待。 不过，失败只是历史的局部注脚。当金口河的闸门落下，人与河流的对话才刚刚开始。 再开“金口” 金世宗没能想到，自己亲手堵上的金口河，会在元代被再度开启，还成功使用了近30年。 公元1264年，忽必烈下诏建都燕京，仍称中都，1267年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城另建新城，他向全国征调工匠，一场大规模建都工作开始了。 “金中都城位于永定河洪积、冲积扇的西南侧，因地势低洼，时常发生水患，不利于大规模地扩建新的都城。”王洪波指出，元大都的规划转而依靠同样是永定河故道之一的高梁河水系作为城市供水，这一水系也成为了大都的生命线。 建造一座新城，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为解决运输问题，元代将目光再度投向了金口河。 “其水自金口以东，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当时的都水少监郭守敬给予了一度失败的金口河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重新勘察河道的遗迹，让河水重新流通，向上可以带来西山的物产之利，向下可以拓宽京畿地区的漕运通道。 1268年，金口河再次被开掘，负责河渠事务的官员正是郭守敬。他并非简单重复前人所为，而是选择改造闸门，在金口西边预先开凿减水口，使水从西南汇入大河，以防止涨水突然涌入而造成祸患。 这一次，金口河的生命被延长到了30年，在永定河引水史上是空前的，这也意味着它与洪水的斗争持续了30年。 大德五年(1301年)，北京地区出现了连续两个月的阴雨，永定河水位暴涨，郭守敬怕洪水失控危及都城，最终用砂石和杂土将金口上游的河道完全堵塞。 但金口河并未就此沉寂。元朝末年，又有官员建议开金口河，并开挖一条新河，引西山金口水向东流至通州南边的高丽庄，如此一来“西山之煤可坐致于城中”，此时距离郭守敬关闭“金口”已过去40余年。 当时，面对前车之鉴，左丞相许有壬激烈反对，“宗庙社稷之所在，岂容侥幸于万一？若一时成功，亦不能保其永无冲决之患。”他认为如果此水可用，当初郭守敬何必远取白浮之水？ 后来，新河还是在正月动工了，于四月初挖成，因水流湍急凶猛，无法行船再度告终。许有壬口中提到的“白浮之水”则是郭守敬为解决漕运瓶颈的另一种尝试。 由于“金口”存在隐患，1292年，郭守敬主持修建了一条人工运河——通惠河，引白浮泉及西山诸泉先西行再南折，沿山麓绕过沙河、清河河谷，汇入瓮山泊(今昆明湖)，最终经高梁河注入积水潭。这一设计巧妙利用山麓地形，通过分段设置水闸调节水位，既保障了漕船通行，又为大都提供了稳定的水源。 而在河流的另一端则是全然不同的光景。 为了给都城提供建材与物资，永定河上游地区的林木被大量砍伐，所剩无多，加之气候变化，下游河床泥沙严重淤积。到了明清时期，与永定河的对抗也达到了巅峰。史料中明确记载，明代永定河水灾危及北京城的次数高达19次。 为根治永定河水患，清朝将永定河的治理制度化，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康熙帝更是直接赐名“永定河”。然而，到了晚清时期，整个永定河下游河堤越筑越高，成为地上悬河，“永续安定”的美好愿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 不止是戾陵堰、车箱渠、金口河，还有更多大大小小的沟渠，散落在两岸，构成了一部人与河流对话的开篇。城与河的相处，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征服，而是在持续的互动中，不断探寻着共生的平衡点。 如今，城市依然在永定河左岸生长，而金口河故道上，车流仍旧往来不息...... 【编辑:刘阳禾】
目前，临床针对癌症的治疗主要有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方式。手术是直接切除实体肿瘤及周边可能累及的组织，多数时候还会清扫周边的淋巴结。放疗是利用高能量电离辐射对肿瘤靶区进行照射，通过损伤DNA从而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或坏死。化疗是应用细胞毒性药物，通过干扰DNA复制等关键生物学过程，杀伤快速增殖的癌细胞。靶向治疗是基于肿瘤特定分子标志物选择性使用相应抑制剂或单克隆抗体，阻断癌细胞生长、增殖或存活所依赖的信号通路，一般具有相对较高的治疗选择性和较低的全身毒性。免疫治疗是通过解除肿瘤对机体免疫系统的抑制，恢复或增强T细胞等免疫效应细胞对肿瘤抗原的识别与杀伤能力，从而发挥抗肿瘤作用。--> 国家医保局2018年组建以来，持续加大对人民群众的医疗保障力度，每年定期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大量新药好药纳入医保。目前，国家医保药品总数量已达到3159种，涵盖绝大多数临床所需药品，特别是对癌症等重大疾病的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现行医保目录内的药品，既有化疗用药、也有靶向治疗用药、还有免疫治疗用药，共230余种抗癌药品，覆盖肺癌、乳腺癌、胃癌等20余种常见癌症，大幅减轻患者用药的费用负担。除了直接治疗癌症的药品，其他必要的辅助药物医保目录也都有覆盖。比如肿瘤化疗药常会带来呕吐、白细胞和血小板降低等副作用，相应的强效止吐药、长效升白针等药物也都在医保目录内。 此外，一些小伙伴对于基本医保可能还有一些误区： 误区一：医保能报销的药品仅占2%？ 有人称“药监局批准的药品超过15万个，但医保目录只纳入了3159种。医保目录药品仅占2%”。这种说法把基于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不加转换、粗暴比较，刻意压低目录内药品数量占比，是明显错误的。 目前，统计药品数量有多种方法：其中之一是按照药品活性成分统计，统计的是具有相同活性成分的药品数量。这种统计规则的核心逻辑是：一种药，无论给药途径、剂型如何，无论有多少个厂家生产，只要活性成分相同，就视为同一种药。以“阿莫西林”为例，无论市场上有多少个厂家生产，无论是胶囊、颗粒、注射剂，在医保目录中均认定为1种药品。国家医保目录即按照这种统计方式，目前共有3159种药品。另一种是按照药品批准文号统计，统计的是药监部门批准颁发的、每一个具体药品上市许可的“批准文号”数量。这种统计规则的核心逻辑是：同一种药，不同厂家生产、不同剂型、不同规格都会有不同的批准文号，会被认定为多个药品。仍以“阿莫西林”为例，阿莫西林有多种剂型(仅口服剂型就包括胶囊、片剂、颗粒、口服混悬液等)，其中胶囊这一种剂型就又分为不同规格，不同规格、不同厂家生产的药品，就会取得不同的生产批文，如A厂生产规格0.25g的药品，取得了批准文号甲；A厂又生产了规格0.5g的药品，取得了批准文号乙(同一厂家，规格不同，文号不同)；B厂生产了规格0.25g的药品，取得了批准文号丙(不同厂家，规格相同，文号不同)；C厂生产了规格0.25g的药品，取得批准文号丁(不同厂家，规格相同，文号不同)，这就意味医保目录内同1种“阿莫西林”，按照批准文号统计，仅胶囊这一种剂型至少会有4个药品。按照这种统计方式，截至2024年底，我国境内生产药品批准文号共有超过15万件，其中有销售记录的药品有11万余件。 如果对医保目录内3159种药品的批准文号进行换算统计，则医保目录内药品的批准文号超过7万件，大约相当于全国市场有销售记录药品的63%。 误区二：进口药医保不报销？ 看病时碰到进口药，不少人都会犯嘀咕：这些药医保到底报不报销？答案是 “医保报销不区分生产厂家，只要在医保目录内就能报”。 我国医保目录实行药品通用名管理。例如，“贝伐珠单抗”是一种治疗癌症的药品，“贝伐珠单抗”是药品通用名，有不止一家企业生产。我国齐鲁制药生产的“贝伐珠单抗”(商品名为“安可达”)，以及总部位于瑞士的罗氏制药公司生产的“贝伐珠单抗”(商品名为“安维汀”)，医保都能报销。又如，治疗2型糖尿病的二甲双胍，美国施贵宝公司和我国华北制药等企业均生产销售，医保都能报销。 误区三：医保只报销便宜的老药？ 有人称“医保只报销便宜的老药，新上市的药品医保不能报销”，这是错误的。 国家医保局通过每年的医保目录谈判，将许多新药、好药、救命药及时纳入报销范围，特别是很多抗癌新药获批不到1年就被纳入目录范围。比如近几年国际上热门的免疫治疗(PD-1)类药物，医保目录中已经有6款，纳入医保后患者的负担大幅减轻。还有在“头对头比较中”胜过知名“K药”的国产新药“依沃西单抗”，2024年5月获批上市，当年就被纳入医保目录。 真实案例：部分癌症患者在浙江省某三甲医院接受治疗的费用情况 案例一 2025年2月，一名63岁的肝癌患者，在浙江某医院接受手术和手术前后治疗，费用总额56954.5元，符合政策范围金额46665.57元，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报销39844.32元，整体报销比例为(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报销金额/费用总额)69.96%，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为(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报销金额/符合政策范围金额)85.38%。 案例二 2025年1月至9月，一名53岁的乳腺癌患者，在浙江某医院接受化疗，在院治疗12次，主要用药为卡培他滨、吉西他滨等，费用总额39277.84元，符合政策范围金额27338.42元，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报销23008.19元，整体报销比例为(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报销金额/费用总额)58.58%，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为(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报销金额/符合政策范围金额)84.16%。 案例三 2025年3月至9月，一名74岁的结直肠癌患者，在浙江某医院接受靶向治疗，在院治疗14次，主要用药为贝伐珠单抗等，费用总额114800.67元，符合政策范围金额94131.82元，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报销64480.52元，整体报销比例(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报销金额/费用总额)56.17%，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为(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报销金额/符合政策范围金额)68.50%。 案例四 2025年1月至8月，一名77岁的胃癌患者，在浙江某医院接受免疫治疗，在院治疗10次，主要用药为信迪利单抗等，费用总额42022.99元，符合政策范围金额33618.45元，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报销21840.55元，整体报销比例为(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报销金额/费用总额)51.97%，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为(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报销金额/符合政策范围金额)64.97%。 案例五 2025年2月至6月，一名51岁的脑恶性肿瘤患者，在浙江某医院接受手术、靶向、化疗等治疗，费用总额133235.3元，符合政策范围金额121065.89元，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报销88818.96元，整体报销比例为(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报销金额/费用总额)66.66%，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为(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报销金额/符合政策范围金额)73.36%。此外，大病保险报销20156.24元，医疗救助补助9672.56元，叠加大病保险报销和医疗救助补助后整体报销比例为89.05%(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报销金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费用总额)。 案例六 2025年8月至9月，一名59岁的脑恶性肿瘤患者，在浙江某医院接受放疗和化疗联合治疗，费用总额54378.25元，符合政策范围金额40066.44元，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报销34445.83元，整体报销比例为(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报销金额/费用总额)63.34%，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为(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报销金额/符合政策范围金额)85.97%。 (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 【编辑:刘湃】